台以關係百年史-外交官眼中的以色列-猶太人與中國之淵源

蘇老師講解國際新聞、中東與中亞歷史、中國事務、太空知識的頻道。 Diplomat's daily news review and history research on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China Affairs and Space Exploration

一　猶太人與中國的淵源
以色列國自1948年建國，至今2021年已超過73年，已經幾乎是普通人一生壽命的時間，但在漫長的猶太人歷史上只是個零頭的時間。因為按照猶太曆法，西元2021年是猶太曆5781年，比起號稱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可是更加悠久。這兩個同樣歷史悠久的民族，在歷史上有沒有往來？當然有，就讓我為您一一道來。
開封猶太人
歷史上曾有若干猶太人隨著絲路商隊分別經陸路或海路，在不同時間點來到中國。
其中最古老的一支，依據今天印度東北瑪拿西之子（Bnei Menashe）猶太人的傳說，他們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代（西元前336-323年），就從當時寄居的波斯往東北逃亡到阿富汗、中亞以逃避希臘人的統治，最後並往東北方向一直遷徙到中國，當時中國可是東周戰國七雄時期，可見猶太人流亡世界的歷史有多麼久遠。
陸陸續續來到中國的猶太人，以居住在開封的猶太人社群歷史最為悠久。為了考科舉與當官，居住在中國的猶太人（藍帽回回）最終還是與中國人通婚、融合在一起。在19世紀時，開封的猶太人已經全然忘記自己猶太教信仰與民族認同，已經不會讀希伯來文經典摩西五經。與中國人大量通婚後，面貌外觀也與中國人一般無異，但這是猶太人生存史上極少數發生被同化消失的案例。在歐洲各國，猶太人都頑強地保持了猶太教信仰與認同，極少被當地文化同化。猶太人在歐洲、中東各地流散兩千年，絕大多數與猶太人同時期存在的古老民族如古埃及、亞述、巴比倫、西徐亞人等都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裡，由於家庭凝聚力強、猶太信仰傳統獨特且濃厚，力抗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同化壓力，以致於迄今都仍能保持自我認同與維持宗教傳統。不過還是有被迫改信其他宗教的事例發生，比如今天的阿富汗主要族群普希圖族人，傳說中就是猶太人失落的一個族裔，但如今已經信奉伊斯蘭教，就無法再回頭改信猶太教了。伊斯蘭教興起之前的阿拉伯半島上也有很多猶太社群，今天也是一個都看不到了。清末民初的猶太人蹤跡
從19世紀末期，自歐洲開始的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錫安主義）開始呼籲全世界猶太人重返家園、重建猶太家園。當初隨著西方殖民帝國勢力進入中國的猶太人，主要是19世紀來自西班牙、北非與中東地區的猶太人（Spharadi Jew），與來自中東歐德國波蘭地區的歐洲猶太人（Ashkenazi Jew）在習俗、文化、語言甚至長相上都有甚大區別。他們經過海上絲路通道前來中國經商，主要在香港、泉州、與上海等沿海城市經營商業貿易，尤其是洋行與金融業務，十分富裕，也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後來19世紀末沙俄帝國對境內五百五十萬猶太人展開全面性的大屠殺迫害行為（西元1881年3月，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沙俄帝國政府將之歸咎於猶太人，繼位之亞歷山大三世遂展開全面性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一共1881年、1892年、1903年三次大規模屠殺，使得沙俄境內猶太人們提心吊膽，紛紛舉族出逃，大批猶太難民也因此從俄國逃入了中國境內。
西元1917年俄國共產十月革命之後，原沙俄帝國的貴族、軍官及數萬名俄國猶太人，與東正教徒一起由歐俄向東逃避蘇聯紅軍追殺，最後從西伯利亞遷移到中國東北的哈爾濱，哈爾濱也成為今日許多以色列猶太人的祖先故鄉之一。以色列第12任總理歐莫特（Ehud Olmert）的祖父和父母，以及以色列前任駐台代表康露絲（Ruth Kahanoff）之家庭都是來自哈爾濱。
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與回歸巴勒斯坦
西元1897年奧匈帝國的記者西奧多‧赫佐（Theodor Herzl）在巴賽爾舉行的第一屆錫安主義大會（First Zionist Congress）上建立了世界錫安主義組織，準備在巴勒斯坦這塊與猶太人有強烈歷史淵源的土地上重建猶太人的家園，當時除了巴勒斯坦，赫佐還考慮過阿根廷。
19世紀末，東歐猶太人開始逃離沙俄帝國對猶太人的迫害，之後越來越多人響應赫佐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號召，成群結隊來到當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轄下的巴勒斯坦定居，他們集資向土耳其人或阿拉伯地主購買或租借土地，以集體農場的形式在荒蕪貧瘠的土地上開墾耕種，歷盡艱辛，堅強的生活著。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勒斯坦成為英國委任統治的領土，更多的猶太人開始舉家遷往巴勒斯坦建立家園。
1917年11月大英帝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A. J Arthur Balfour）致函英國猶太人領袖羅斯柴爾德，支持猶太人回歸當時英國委任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居住，這一個私人信函後來成為猶太人宣稱合法回歸並佔領巴勒斯坦地之法統依據，是為「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當然另一個法統依據就是聖經，因為上面寫著上帝將迦南地賜給神的選民也就是以色列人，這是以色列國代表在聯合國會議上反駁阿拉伯國家指責以色列軍事佔領巴勒斯坦的理由。「聖經就是猶太人的地契」，以色列國駐聯合國大使丹尼‧丹儂（Danny Danon）曾經如此宣稱。
被海峽兩岸同尊為中華民國　國父、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先生，在英國貝爾福宣言發表三年後的1920年4月24日，親簽一封英文信函給當時上海猶太復國主義協會會長N.E.B.以斯拉（Nissim Elias Benjamin Ezra），表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並指所有愛好民主的人都會支持這個當代最偉大的運動，讓猶太人這個美好且具歷史性，對世界文明貢獻卓著的民族在國際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
孫中山是當時世界各國領袖中第一個發表此類言論並給予祝福的，而當時西方基督教為主流的社會普遍都是反猶主義盛行，猶太人沒有像今日擁有的龐大政經影響力，頂多只是一個苦苦求生存，甚至大多數時間都是任人宰割的小種族，而此更能顯示出孫中山及中國政治菁英對猶太人同情與支持之可貴。
上海猶太人源由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中，歐洲大陸因為德國納粹國家社會主義與義大利西班牙等地法西斯主義之崛起導致戰火肆虐，越來越多在東歐、中歐受到迫害的猶太人舉家或隻身逃離舊大陸，逃到還在英國委任統治下的聖地巴勒斯坦，當然也不少人直接搭船到美國新大陸去開展美好人生，這也就是美國猶太人的由來。
當時甚至也有一批猶太人逃到上海度過了整個二戰時期，上海猶太人主要是由德國與奧地利逃亡來的猶太人，有幸取得出國的簽證而逃過納粹德國系統性的屠殺迫害，來到遙遠的東方苟延殘喘著等待黎明的來到。
1930年代末期湧入上海的各國猶太人差不多有一萬五千人，當時國民政府的立法院長孫科計畫將一萬名猶太人安置到雲南省，減輕上海收容的壓力，並指幫助猶太人是為了其父親，也就是國父孫中山的遺願。此外中華民國政府也有在海南島劃地收容猶太人的計畫，但由於對日抗戰全面爆發，上海、沿海地區很快地遭日本佔領淪陷，這些方案還來不及執行就胎死腹中。
接收到這批上海猶太人的日本當局，也曾經考慮在當時的滿州國安置五萬名德國猶太人，並對這些歐洲來的猶太人甚為友善，未予迫害。但隨著戰事蔓延，逃難人群不再增加，上海一萬五千人的猶太人社群就在夾縫下苟延殘喘存活到二戰結束，之後逐步遷移到巴勒斯坦地與北美等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時，上海已經沒有猶太人社群的存在。
1945年二戰結束，但巴勒斯坦情勢更加混亂，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相互攻殺，猶太人也向英國爭取獨立建國，甚至為此暗殺英軍，放置炸彈炸死英國駐軍司令，兇手之一就是日後成為以色列總理的比金（Menachem Begin），當時可是被英國通緝的恐怖份子頭領，但對以色列來說當然是建國英雄，成王敗寇也就是如此。
面對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攻擊，英國陷入裡外不是人的境地，也促成後來英國撒手不管的決定。1948年5月14日，英國草草結束委任統治，全面撤軍離開巴勒斯坦。對比起叱吒風雲數百年的大英帝國顛峰時光，此時的英國已經是日暮途窮、眾叛親離的局面，屬國紛紛求去或武力獨立建國，英國領地淪落到僅剩英倫三島和一些零星的海外領地，退出一等強國的級別。
1947年聯合國分治方案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181號決議，也就是「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將英國委任統治的巴勒斯坦分為猶太國與阿拉伯國，耶路撒冷則由聯合國管理。此分治方案一出，猶太人馬上表示接受，反之巴勒斯坦方與阿拉伯世界則無人同意，並且開始籌組聯軍準備一舉消滅這個沒聽過的猶太小國家。
當時的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蔣廷黻為團長）支持成立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建議分割巴勒斯坦為猶太國及阿拉伯國併立。但當時中華民國的外交部對此分治方案立場猶豫，一方面想支持猶太人建國，一方面又顧及與阿拉伯國家群體的友誼，因此最後在1947年11月29日，中華民國代表團在聯合國巴勒斯坦分割方案中投棄權票，不支持任一方。蘇聯、美國、法國等大多數國家都投了贊成票，英國棄權，伊斯蘭國家一概投反對票。
周邊阿拉伯國家基於阿拉伯民族主義之原則，為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感到義憤填膺，認為猶太人無理侵佔巴勒斯坦人居住一千多年的土地，隨即開始組織進攻猶太人的阿拉伯聯軍之行動。第一次阿拉伯聯軍來自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等國，軍力與軍備數量遠勝猶太人。當時全世界都不看好家徒四壁，簡直是一無所有的以色列猶太國，猶太人口當時也僅有六十萬人，約當時阿拉伯人口的一半（一百二十二萬人）。
但是1948年5月14日宣佈獨立的以色列，撐過了這個篳路藍縷且危險萬分的草創期，以色列軍隊藉由一次又一次與阿拉伯聯軍及境內巴勒斯坦人的戰鬥，控制了今天大部分的領土，堅強地存活下來。到2022年，以色列已經建國七十四年，人口已達九百四十四萬九千人（猶太人約七百萬，二百萬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四十七萬為其他），欣欣向榮。
以色列建國後就申請加入聯合國，1948年11月29日聯合國討論以色列申請加入會員案時，中華民國代表團投棄權票，以色列未能在聯合國安理會獲得必要的選票支持，因此可以想見以色列對中華民國之不滿之情。
到了1949年3月2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鐵城向以色列外交部長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表示同意兩國建交，3月9日中華民國政府改變立場支持以色列加入聯合國，1949年5月11日中華民國代表團投票贊成，以色列才於該時正式取得足夠贊成票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國。
圖1-12　摩西‧夏里特，以色列建國時外長、後任第二任總理（維基百科）
然而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內戰失利，國軍節節敗退，以色列遂對中華民國採取禮貌避讓態度，對於剛建立政府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充滿期待，有意與之交往。
1950年1月，以色列成為前十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其實當時以色列雖非共產國家，但社會主義色彩極重，也有以色列共產黨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維持聯繫，建國的前三十年都是由偏向左派之勞工黨（Labor Party）執政。建國之初也不是由美國背後支持，而是由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支持，也支援不少軍火。
東歐俄羅斯猶太人為以色列帶來了集體農場（Kibbutz）生產材料共有共享，勞動同酬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農場社員家庭所有食衣住行、教育、醫療、養老到死都全部由集體農場包辦負責，日常生活有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公共托兒所與學校，社員沒有私人財產，一切公有。許多集體農場甚至延續運作到21世紀的今天，以色列成為世界上極少仍運行集體農場、人民公社生活方式的地方。
台灣向以色列學習
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軍隊再一次橫掃阿拉伯聯軍，攻下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東耶路撒冷與戈蘭高地之豐碩戰績令人驚艷，當時台灣的蔣中正總統與當時正擔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就決心除了依靠美國之外，也要向以色列學習以小搏大的精神，而且開始付諸執行。
台灣從以色列引進了電子、飛彈、資訊、生化研究等各項能力。當然這也有以色列軍工專家伯格曼教授（Dr. Ernst David Bergman）的大力相助因素存在，他的故事在後面章節有詳盡描述。
至於1960年代開始的台以雙邊官方與民間往來，將在之後的章節專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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